1986年11月，纽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到访中国，赠送给总设计师一枚纽交所的证章，而邓小平回赠他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我们也搞股票，总设计师用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这张股票的承销商，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那个时候，还没有证券公司，也没有证监会。毫不夸张地说，是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孵化了早期的资本市场。

然而到今天，信托公司之于资本市场，却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在这一轮牛市当中，最失落的，莫过于信托公司。监管部门强制压缩融资信托规模，推动信托公司转型标品市场，然而资本市场的主管部门，根本不愿搭理信托公司。

信托计划做PE投资，上市前会被强制清理；上市公司定增，不接受信托计划认购；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试点，和信托公司没有半毛钱关系。公募基金管理人资格将要大扩容，信托公司再次被刻意排除在外。

7月31日，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公募基金牌照将要批量发放，功能监管，欢迎各类资管机构都来申请。

你细品这份征求意见稿：公募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公司或者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其他资产管理机构担任。本办法所称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包括境内设立的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等金融机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专门从事非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的机构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

没有提及信托公司，这应该不是疏忽，也有解释的理由，还有个“等”字嘛。然而，你懂的。

发展资本市场是国家战略，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涵，我们呼吁公平对待包括信托公司在内的各类资管机构，解除其参与股权市场、股票市场投资的各类不合理限制。同时，可以考虑在资管新规统一大资管后，开放大投行业务，允许信托公司申请公司债、ABS的承销资格，支持信托公司创新标准化债务融资工具。

对信托行业的风险处置和加强监管，不能只赌不疏。同时，信托公司要以史为鉴，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合规开展资本市场业务。

一、证券市场的早期建设者

上海黄浦路15号，外白渡桥东侧，坐落着一座新古典主义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它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浦江饭店，一个是中国证券博物馆。这里是2018年1月经中央编办批复成立的我国证券期货行业唯一一家国家级博物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原址，但鲜为人知的是，早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办公的，是在中国证券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曾经的办公地。

1978年到2007年间，信托公司叫做“信托投资公司”。在1987年9月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之前，在证券市场唱主角的正是信托投资公司。

1984年，时任飞乐音响的董事长秦其斌找到时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的经理黄显贵，希望能帮他代理发行飞乐音响的股票，同年的11月18日，中华第一股飞乐音响发行上市，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一万股，每股50元，发行当日即被抢购一空。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携手飞乐音响，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幕。第二年，这家信托投资公司又承销了第二只股票延中实业，又引发上海市民抢购潮。但热闹过后，股民们发现手里的股票无法流通，无法变现，开始表达不满，于是在时任静安分公司经理黄显贵和副经理胡瑞荃的争取下，1986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静安分公司更名为证券业务部，并允许开设柜台交易，中国第一家证券营业部由此诞生。

上海市南京西路1806号，这个曾经坐落着一个小理发店的地方，因为改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雏形——静安证券业务部，被牢牢记录在中国证券的历史上。

在静安证券业务部成立后的2个月，这个只有12平米、拥挤的转不开身的地方，接待了时任美国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约翰·范尔霖。在参观此地之前，约翰·范尔霖受到邓小平的接待，他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而邓小平回赠他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

隶属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创造了证券市场多个“第一”。据曾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申银万国证券第一任总裁、人称“中国证券教父”阚治东先生在他的自传中回顾：从静安证券业务部成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4年间，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国内股票、国债等证券业务量最大的证券交易场所，同时培育了国内第一批证券从业人员，编著了第一个国内证券业务会计核算办法，推出了上海第一批上市公司，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发表了第一本股票年报。静安证券业务部在证券业这张白纸上画下了一笔又一笔。

静安证券业务部的示范效应是显著的。1986-1999年，信托投资公司普遍下设多家证券营业部，大量开展证券经纪业务和自有资金的证券二级市场投资业务。在这期间，专业的证券公司也逐渐成立，比如最早的几家：12家金融机构出资组建成立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注册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上海国投组建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交通银行组建上海海通证券公司。这时期，既有专营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也有兼营证券业务的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仍然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据2002年证监会发布的一则公告显示，在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将涉及证券业务的部分并入银河证券之前，中国经济开发信托公司拥有1个证券总部和14个证券营业部。

二、分业时代的观望者

信托行业曾经为中国证券市场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好景不长，随着中国金融行业进入分业时代，信托与证券市场的亲密关系也逐渐划上了句号。

1995年《商业银行法》实施，明确严格分业经营原则，强调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对应到信托整顿，是第四次和第五次整顿浪潮，先是四大国有银行和信托脱钩，后是把证券业务从信托公司中剥离出来。

1999年开始的第五次信托浪整顿潮，让信托公司彻底退出了证券市场的舞台的核心。这次整顿的导火索是1999年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第一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彼时，广国投是国内第二大信托公司，“北有中信，南有广国投”。就是这样一位信托大哥，在1999年1月，向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书。

广国投的破产，除了疯狂借贷形成的债务外，还有其所属的4家证券交易部挪用股民保证金，形成了700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但广国投不是孤例，在1999年股市出现著名的5.19行情的背景下，河北国际信托公司、苏州市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北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诸多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营业部都因为挪用客户保证金受到证监会的处罚。

广国投的陨落刺痛了监管的神经。1999年2月，国务院吹响了第五次整顿的号角。这次整顿对信托行业影响最为深远，不仅信托公司的业务被重新定位，而且也奠定了信托行业的机构格局。

第五次整顿的原则是“信托为本、分业经营、规模经营、分类处置”，口号是“坚决把信托办成真正的信托，不让有问题的公司留下来”，目标是令信托业务回归本源。从1999年2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的通知中，可以找到拥有证券营业部的信托公司的几种归宿：独立或牵头组建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公司；联合组建证券公司或证券经纪公司；转让或出售其证券营业部。同时强调全部退还挪用的股票交易保证金。

除了要求分别设立、分业经营，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分业管理。通知中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归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之后归银监会），就此信托与证监体系脱钩，跟资本市场渐行渐远，在银监体系下走向地产业务、融资平台业务、通道业务。

时至今日，我们在不少证券公司的股东中，还能看到信托公司的身影，就是因为这些证券公司就是在当年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营业部基础上组建的，或者在组建之后吸收合并了信托公司的营业部。

 资料来源：根据2019年证券公司年报整理

谈起信托从资本市场的核心舞台中逐渐退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公募基金的崛起。

2003年12月1日，新浪财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上国投援手富国基金？》的文章，即使还没来得及看内容，单单标题上的那个问号就足以让今天的读者感到好奇。文章陈述了一个新闻事实：“11月25日，上国投一只将主要投资于富国基金旗下开放式基金的集合信托计划正式发售。”

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于上国投在帮助富国基金首发产品吗，干的是今天银行干的代销基金的活。

当时东北一家信托公司的资深研究员针对此事接受采访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看到这个信托计划第一感觉就是很奇怪，因为以前上国投曾经自己推出过股票和债券信托计划，收益都很不错。上国投完全有实力自己投资于证券市场，没有必要将资金委托给富国基金进行管理，这样还要交一笔基金管理费啊！”

这位研究员所表达的观点就是上国投的投资能力远比富国基金强，何必自己发产品为他人做嫁衣。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了似乎是匪夷所思的，因为无论债券还是股票，在标品投资领域，基金公司比信托公司强几乎是板上钉钉、无可争议的。尤其富国还是“老十家”之一，是第一梯队的基金公司，标品投资能力怎么可能比不上上国投?

不过在文章发表的那个年代，公募基金行业诞生不足五年，距离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诞生也不过两年多，基金公司在那时还是非常弱小的，因此，无论在产品募集能力方面，还是在投资业绩方面，似乎都难以与已经积累了多年的信托公司相抗衡，还都是“弟弟”。这也非常直观的证明信托公司在2000年初时是具备较强的标品投资能力的，当然也包括股票投资能力。

而彼时，经历过第五次整顿的信托公司处在将股票经营业务剥离的水深火热中，失去了获取公募牌照的资格，只能以信托募集这种私募的方式参与股票投资，大大限制了业务规模。

在2006-2007年的那轮牛市中，借助股票市场带来的财富效应，公募基金迎来了诞生后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成长，无论是管理规模还是专业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在广大个人投资者的心目中，“基金”不再是“鸡精”，基金经理也成了头上光环最耀眼的一群人，成了众多金融经济专业毕业生立志为之奋斗终身的职业目标。公募基金的崛起，尤其是在股票二级市场投资的专业性的展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挤占了其他金融机构开展股票投资管理业务的空间，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信托公司。

不仅是股票二级市场，在一级股权市场，由于三类股东（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存在难以满足发行人股权清晰和相关披露要求的情况 ，导致拟上市企业在IPO前必须清理，因此在PE投资市场上，信托公司一直不受企业待见，基本被排斥在一级市场外，无法直接参与股权投资，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上通过信托计划投资股权的基本是明股实债，因为信托无法从股权投资的一、二级市场溢价中获取收益。

在公募基金强大的投研竞争力，以及资本市场制度的制约的双重压力下，信托公司非常聪明地选择以一种相对另类的姿态参与到资本市场中，并且开创出更好赚钱的业务模式——配合银行理财资金打新，资管行业迎来第一次跨界合作。

三、牛市中的通道

经历过2006-2007年牛市的投资者们，一定会记得一组数字：2007年10月16日、6124点。至今为止，这个数字还是绝唱，从未被超越。

 “先过8000点，再冲10000点”、“拿着中石油，子孙吃喝不用愁”、“死了都不卖”，那两年，不断翻红的数字让投资人疯狂。而大金主银行，也未能受住诱惑。他们借道信托开立证券账户，参与股票市场打新，获得相对无风险收益。这也是银信合作的雏形。

2006年9月证监会发布《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集合信托计划可作为IPO的配售对象。一个月后，华宝信托率先推出用于网下配售的“华宝-聚金证券投资资金信托计划第一号”，“打新股”信托产品宣告诞生，并逐渐成为当时集合类资金信托计划的主流。然而信托计划始终受到“私募门槛”的限制，一百万的起投门槛制约了产品的普适性。于是信托公司与银行合作，银行先整体购买信托产品，再拆分出售，投资者只要5、6万元就能购买，信托计划也摇身变成了银行理财。而“打新股”理财产品因其概念简单、风险系数低，一度成为银行零售条线的“最爱”。据普益财富当年的统计，2007年银行共发行新股理财产品236款，2008年发行148款，行情非常火爆。通过银行理财产品募集起来的资金量是十分巨大的，这当然会使得信托公司的管理规模在牛市中快速增长。

证监会出台《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本意是要活跃市场，为新股定价提供更多的参与主体。但没有想到的是，很多信托公司刚刚拿到资质就已经开始批量生产打新股信托计划了。更让监管者没有想到的是，随着银行与信托合作的深入，大量银行人民币理财的资金通过信托渠道也进入了资本市场。

此外，许多银行在吸引投资者时，往往套用"预期收益率"等模糊的概念。在一些银行的宣传手册上，"打新股"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有5％－30％。实际上，"打新股"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主要由新股上市当天的涨幅、新股上市的频率和中签率等三项因素决定，在市场快速上涨的牛市行情中收益确实可观，一旦市场进入下跌行情，打新股策略的收益也将随之受到影响，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大幅度亏损。在银行理财刚兑文化的大背景下，打新理财产品实际上是变相的将股票市场的风险传染到了银行系统，这令监管层感到了巨大的不安。因此，在那一轮牛市还未结束，市场依旧火爆的时候，2007年6月，监管层基本上已经“叫停”了通道类的信托打新产品。6月9日，中国信托业协会第一届会员大会上传出消息，叫停的原因是由于近期此类信托产品上报过多，让监管层难以接受。

2007年10月16日，上证综指站上了历史最高的6124点，此后，股市进入了长达一年的漫漫熊途，一直跌到了2008年10月的1664点，跌幅高达70%，股市成了无数投资者的梦碎之地，资金纷纷逃离。2008年9月，随着新股发行的暂停，打新理财产品也阶段性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信托借助这种能快速上量的通道业务，将资产管理规模冲到1万亿，成为管理规模仅次于银行的金融机构，着实变相通过资本市场过了几年风光日子。但是帮银行开立证券账户参与股票打新的好日子。在2009年新股发行重启后也没有能够重现，因为在2007-2008年，银行借道信托打新的时候，为了提高中签率，通过信托计划在多家证券公司开立多个证券账户。2009年6月，为了防止信托公司用“拖拉机”账户，证监会叫停了信托公司新开证券账户，这一禁令直到2012年才得以解封。

除了与银行理财资金合作参与打新以往，信托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创造性的建立了中国版的“对冲基金”模式——阳光私募。

阳光私募的大发展阶段当然还是在2006-2007年的牛市中，但早在2004年 2月20日，“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宣告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只阳光私募产品，也标志着阳光私募的深圳模式正式起航。

 “深圳模式，就是指投资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为开放式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受益人是统一的，且没有保底承诺，投资者需承担全部市场风险。此种信托计划在深圳市场发行较多，故称深圳模式。”

这段描述比较拗口，我们不妨用一种更加简单直接的方式来加以理解：所谓的深圳模式就是信托公司负责发产品募集资金，基金公司负责投资。这样一说，上国投与富国基金的合作，其实跟后来的深圳模式的阳光私募就非常相似了，只不过富国是公募基金。

其实关于国内第一只“阳光私募”产品出现在2003年还是2004年，业内曾有争议，其背后，也是云国投模式（原云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现云南信托）与深国投模式（原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现华润信托）之争。

2003年7月12日，云国投推出“中国龙资本市场信托计划”，从时间上看，比“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早了半年，但在这种模式下，投资是由信托公司内部自建团队来做的，并没有聘请私募基金来担任投资顾问，所以严格来讲应该是信托公司主动管理的模式，当然也就算不上阳光私募了。

阳光私募除了深圳和云南模式之外，还有上海模式，也称上国投模式。在上海模式下，信托计划的形态变成了分优先和次级的结构化产品，作为投资顾问的私募机构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出资认购次级份额。在这样的结构安排下，对于购买优先级份额的投资者来说，这个产品已经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投资类产品了，而更像是分级基金中的A类份额，固收投资的属性更强一些。

因此，如果站在信托公司创设股票投资类产品的角度上看，深圳模式和云南模式两者之间更加有可比性：前者将投资工作委外了，后者则是"in house"的做法。所以，如果当年云南模式能够占据行业主导并一直坚持下来的话，那么今天的信托公司在标品投资方面应该是能够与基金公司分庭抗礼的。但遗憾的是，更加“轻松愉快”的深圳模式胜出了，云南模式则成为行业中比较边缘的做法。2012年，“中国龙资本市场信托计划”诞生将近十年，背后的投资团队自立门户，成立上海涌峰投资，基本上算是宣告了云南模式的消亡。

在2014年《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出台之前，私募基金只能与信托公司合作，按照阳光私募的模式进行合规展业。在信托公司的保驾护航下，十年间，中国资本市场诞生了大批知名的私募基金，有些信托公司形成了扎实的证券运营能力，但与此同时，信托公司的股票投资能力却也正是在这十年中被“耽误”了。

资本市场永远有值得期待的机会，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

时间来到2015年，已经持续疲软超过五年的股市再度繁荣，杠杆牛来了。于是基金公司开始疯狂发产品，银行开始努力的卖基金，只有信托公司面对火爆的市场行情坐怀不乱，再次以一种非常另类的姿态分享了牛市带来的财富——伞形信托加上配资业务。

伞形信托这个在2015年股灾期间被视作洪水猛兽的神秘业务，其实在创设之初并不是为了开展配资业务的。为了说明它诞生的历史，我们要先回到2009年，看一看在当年那轮政策驱动的“反弹牛”期间，信托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以及资本市场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此2009年国家推出了四万亿的中国版量化宽松，此时，股市已经到了跌无可跌的地步，于是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走出了一轮持续将近一年的反弹行情。在这样的反弹行情中，阳光私募们个个摩拳擦掌，正准备大干特干，未曾想当年的7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却暂停了信托公司新开设证券账户，这一度在阳光私募圈子引起不小的震动。

之前打新股的证券类信托在牛市中火爆发行，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以此为名暂停了证券信托的开户，使得证券类信托的发展大大受阻。09年7月之前资本市场刚经历了一波从1664到3478的反弹牛市，私募的良好表现以及对后续牛市的憧憬，阳光私募有很强的发行产品的需求，但信托却因为无法开户而提供新的产品载体，这对于信托行业的资本市场业务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信托从业人员的创新精神永远走在监管的前面，于是第一代伞形信托应运而生。

彼时的伞形信托，并非为了运作配资业务而生，而是应对当时信托证券账户不足的问题。当时，即便信托公司将之前未销户的账号，甚至借自营的部分账号提供给阳光私募使用，依然满足不了阳光私募的需求。而通过设计伞形信托，将原本的账户作为母伞，下挂各期子信托，分期独立核算，多家阳光私募可以通过发行虚拟子账户，然后将指令集中到一个证券信托账户进行交易，由信托公司内部进行分仓分组合核算，还可以将子信托的净值披露更新，可以说是相当应景的创新，以有限的证券信托账户满足了更多的阳光私募的需求。

除此之外，证券信托从业人员在定向增发领域也研究出了新的策略。由于定向增发是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客户发行股票，而证监会认为信托背后投资者较多，违背了十名特别客户的限制，所以在2007年出台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三款规定：“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这真的是非常不公平的规定，因为若干年后，证监会自己体系下的基金公司和券商资管可以通过发行多客户资管计划参与定向增发，而信托公司却依然因为2007年的规定而不得不以付“买路钱”给证监体系下的资管公司来获得参与定增的资格。而在这之前，信托从业人员早就摸索出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参与定向增发的模式，虽然在合规方面存在瑕疵，但为第一批参与定向增发的阳光私募提供了创新产品之路。虽然后期有公募基金标榜自己是定增王，其实早在2011年就有阳光私募借有限合伙的信托形式发行了一系列的定增指数信托，只是当时遇上熊市，产品业绩受损，而且也没能很好利用股指期货做对冲，所以定增信托发展有限。

我们还是再说回伞形信托的故事吧。

时间再次来到2015年，对于A股市场，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被忘记的年份。股市从2014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呈现出回暖的迹象，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轮牛市会来的如此迅猛，进入2015年后，短短半年时间，上证指数竟然站上了5000点的高位，融资和配资则是催生出这轮“杠杆牛”的驱动力。所谓的融资和配资实际上就是把钱借给股民去炒股，大幅增加资金入市的强度，自然会让市场出现超预期的快速上涨。

然而，如果只是民间资金做配资业务，只能算是小打小闹，起不了什么大的风浪，当然也不可能促成这轮“杠杆牛”。那么究竟谁才有足以掀起波澜的资金实力呢？当然只可能是银行理财资金。

银行理财资金是通过结构化产品的优先级形式参与到融资和配置业务中的，相当于将这部分优先级的资金借给劣后资金的出资方去参与股票投资。劣后级资金的投资者主要是自然人大户、机构客户，以及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旗下的财务公司。作为优先级资金提供方，银行会锁定一个约定的收益率。比如银行要求在结构化产品中获得8-10%的固定收益，扣除偿付给理财资金客户最高6%的回报率，银行通过该业务可以获得2-4%的固定回报。由于银行会根据配资杠杆率的不同，要求有不同的预警线和止损线，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在个股的流动性不出现问题的前提下，这种产品设计的模式确实是能够保证银行理财资金的安全。

实际上这种结构化产品不仅信托公司可以创设，公募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阳光私募，都可以做。根据海通证券在2015年6月的估算，伞形信托规模5000亿，两融收益权余额1500亿，基金专户和券商资管等结构化产品3000亿，如果再加上将近1000亿的打新基金，银行理财资金通过这四个渠道流入股市的规模，保守估计接近一万亿。也正是因为这一万亿，当股灾发生时，国家才会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去救市，决不能让股市的风险传染到银行系统。

为什么各类机构都在做的事儿，最后伞形信托却成了最大的苦主，直接面临被叫停的命运？原因再简单不过——伞形信托是银行理财资金入市的开路先锋，是业务模式的开创者，同时也是所有入市渠道中规模做的最大的，而且杠杆率也是做的最猛的，曾经一度高达1:9，甚至1:10！

其实细想起来，信托公司在两轮牛市中都没有以传统的主动管理的策略分享牛市的红利，一方面是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股票主动投资的武功荒废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归因为信托行业的创新文化——能做“通道”，谁还去干投资啊？

二级市场的股票投资恐怕是资管行业最苦的活了，需要聪明和努力不说，还得看天吃饭，运气不好一夜回到解放前，运气好了，也就是挣点勉强能跟通道费持平的管理费。所以，今天我们说信托公司股票投资能力不足，并不是因为信托行业的从业者不够聪明，反而是因为他们创新能力太强，总能找到更好的赚钱方式。

四、期待重回舞台中央

回顾往事，信托行业在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早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遗憾的是，在1999年往后的20多年里，失去了直接分享资本市场红利的机会，只能作为旁观者一直在周围徘徊。对于熟悉信托发展史的信托元老来说，股票投资一定是他们心中的遗憾。信托公司曾是中国股票市场中的王者，但是后来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信托和证券分离，并在银监体系下走上了地产融资、平台融资以及各类通道业务的发展路径。

自2009年“四万亿”刺激后，中国的杠杆问题日益严峻。虽然反映经济总体杠杆水平的宏观杠杆率仍低于美、日、英等发达国家，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经位居全球之首，对于转型中的国内经济始终是悬头之剑。面对经济下行，杠杆上行的局面，通过提高股权融资占比，降低实体经济债务重负则是治本之道。因此，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必然选择。在这样一件“千秋大计”面前，位列“资管八雄”第二位的信托业，怎能充耳不闻、置身之外？

目前多家信托公司正在加强标品投资，尤其是股票投资的人才队伍建设，并将标品类投资作为下一阶段的重点业务。同时，在财富端也开始着手进行各类培训，帮助一线的销售人员了解股票市场，了解净值型产品，为接下来的资金对接做好准备。

不仅在二级市场投资方面往标准化转型，信托公司也在争取一级发行市场的业务资格。2018年4月和11月，有12家信托公司获得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格。2018年10月2家信托公司获得了交易所资产证券化计划管理人的试点资格。

可以说，以不再“另类”的姿态跻身资本市场是信托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立足点。

但在发行业务空间更大的交易所市场，身在“银保”家，跟“证监叔叔”隔着崇山峻岭的信托，虽然给自己争取到了一条门缝，但想要进门仍然很难。

在一级发行市场上，在证券市场刚刚起步时，信托公司设有证券业务总部或证券营业部，是当时国内一级市场代理证券发行的主力金融机构。“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的信托公司法定经营范围，很多信托公司的营业执照上也明确列示着可以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但信托虽有投资银行业务的范围，但从2007年后，长时期并未获批可从事证券承销业务。直到2018年4月和11月，有12家信托公司获得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格，终于重回承销舞台，但能够参与的信托公司仍然太有限。

在交易所市场，2018年中信信托、华能信托获得交易所资产证券化计划管理人试点资格后，就再也没有新成员获批。其他债券品种的承销资质也没有向信托公司放开。

在一级股权投资方面，由于三类股东（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存在难以满足发行人股权清晰和相关披露要求的情况，导致证监会基本要求未上市企业在IPO前必须清理三类股东，除非资管计划、信托计划能穿透披露投资人情况。因此信托无缘直接股权投资。

在一级半定增投资上，2007年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规定，信托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把信托计划排除在外。十多年过去了，信托计划还是不能直接参与定增，必须借助通道，无形中增加了成本。

在二级市场股票投资上，资金信托新规的对信托的私募定位，限制了其业务规模，这是信托相较于也正在转型的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劣势所在。

2020年年初，银保监发文表示要多渠道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第二大金融机构的信托不能在“多渠道”中缺位。

在引导信托非标转标的过程中，专业能力的培训固然关键，但是上层制度的建设也很重要。

信托公司，期待重回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