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的高大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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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资产的高大上时代

2020-08-12 来源:寻瑕记

过去十年间，大资管时代春风拂动，从银行到券商，从信托到租赁，从私募到财富，都成为了信贷膨胀岁月里，影子银行大扩张的一部分。现如今，他们都或主动，或被动，涌入了不良资产处置的浪潮。

#01

四大AMC：十年之约

1997年，全亚洲都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索罗斯。

他领导的量子基金先是对泰铢发起攻击，导致泰铢暴跌，随即挥师北上，马来西亚、印尼、韩国、日本，甚至俄罗斯，都成为国际游资的狙击对象。

1997年10月，索罗斯大军在香港集中抛售400亿港币，12月，铁腕朱相接受采访时承认，所罗门公司发布的世界经济报告中，中国银行业25%坏账率的预估基本准确，但不同于美林倒闭的命运，中国的银行不会重蹈覆辙。

亚洲金融危机终局，央妈史无前例出手，香港金管局动用外汇储备，全面干预市场，索罗斯军团铩羽而归，仅索罗斯个人就损失8亿美元，香港保卫战完胜。然而，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依然摆在朱相的案头，亟待解决。

按照25%的坏账率，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高达2.3万亿，在刚刚建国50周年的1999年，中国GDP总量也不过9万亿。

化解巨量的不良贷款，钱从哪儿来，除了政府，没有第二条路。

计划经济时代，财政和央行，是政府的左口袋和右口袋，财政赤字时常通过向人民银行透支来弥补，直接结果是通货膨胀失控，1994年的CPI通胀高达24.1%。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划下红线：“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树立了货币财政的铁律，财政货币化的路径被彻底堵死。

疫情甚嚣尘上之时，基于现代货币理论（MMT）而引发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大讨论，也被央行派学者和财政派上升到了开启危险之门还是奔向救赎之门的高度。

当时，最终形成的方案是，财政和央行各自出资，人民银行提供5700亿再贷款，财政则出资400亿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定向认购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的8200亿债券（固定利率2.25%，10年期）,按照账面原值收购四大行的不良资产13939亿元。

钱的问题解决了，AMC的组织形式，则是紧接而来的另一个问题。

是学习美国和欧洲的先进经验，成立一家政策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是由四大行分别成立资产处置部门，成为了讨论中的两种路径。

最终，中国特色的AMC，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四大行分别派员设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行党委书记担任对口AMC党委书记，总行一名副行长担任AMC总裁。

设立之初，四大AMC肩负阶段性处置的历史使命，有一个“十年大限”，众多来自四大行的人员，仍然抱有处置完毕后回归四大行的期望，四大AMC的一把手也保留着四大行党委委员的身份，为未来的“进步”留好后路。

当时，所有人心里想的都是“赶快把不良资产处置完，一起回四大行。”

#02

第一次国际招标：7000万赚了13亿

不良资产圈内有五大经典理论，冰棍理论、苹果理论、轮胎理论、小鸡理论，根雕理论。其中，前工行行长杨凯生，曾在各种场合阐述他的冰棍理论：

“所有不良资产都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价值。处置不良资产就像卖冰棍。冰棍在手里时间长了，就融化了，不良资产也是如此。如果不能赶快处置，时间长了，就只剩下一根儿木棒了。”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在入世的大背景下，三部委发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中国不良资产管理处置领域对外开放的大门正式拉开。

对于急于完成历史使命，回归四大行的AMC而言，1.4万亿的不良资产，如果逐户逐笔处置，十年过渡期内，不可能完成，打包处置成为不二之选。

2001年12月，中国华融公开招标出售108亿不良资产，摩根斯坦利为首的国际投标团获得账面价值为108亿元的4个不良资产包。史称“第一次国际招标”。

王都，在北京海军大院长大，美籍华人，早年赴美留学，而后在华尔街工作。

2004年，王都在演讲中说道：

“很多媒体给我一个title，叫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化第一人，每次听到这个名号我都非常担心，有人问第二名是谁，如果说中国企业家能够参与这个行业，可能第一人就是最后一个人”。

王都曾经参与过广信和粤海重组，从中嗅到了中国问题企业的投资机会，联合一众资方，共同游说四大AMC向外资打包处置不良资产。

2001年12月的第一次国际招标，以摩根斯坦利为首的投标团包括了雷曼兄弟、所罗门及KTH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国内的中金丰德公司。KTH基金的背后，就是王都。

2004年，王都与摩根对簿公堂，揭开了国际招标背后的资本局。

国际投标团组成的合资公司第一联合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出资，摩根斯坦利、KTH和中金丰德三方成立北京凯利资产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服务商负责不良资产的处置执行，凯利资产注册资本50万美金，王都担任总经理。

不良资产的处置分配模式采用“固定服务费+超额分成”。对于每一笔处置回现，KTH和中金丰德各获得2.5%的处置费用；对于回现利润超过年化30%以上的部分，30%归KTH和中金丰德。

国际投标团7亿购买的不良资产，最终处置回现高达20亿。由于设置了分期付款，国际投标团实际只支付了首期7000万元，后期资产包回收的现金流一直足以覆盖应向华融支付的款项。

国际投标团和王都，共同创造了7000万本金赚取13亿利润的神话，王都更是分得了3.6亿的超额利润。

闻风而来的秃鹫络绎不绝，不良资产行业自此兴起，也奠定了“投资+处置服务”的不良资产运营模式和“固定服务费+超额分成”的分配机制。

#03

十年大限：时间才是化解不良的答案

四大AMC成立之初的“十年大限”，在政策性业务处置完毕后何去何从，是悬在监管和四大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作为四大AMC“赞助商”的央妈和财爸，分别设想了四大AMC的转型出路。

2006年3月，《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的发展意见》提出，AMC要向综合性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转型，覆盖风险投资及担保、金融租赁、信用评级、财务顾问、信托业务等。

2006年10月，《人民银行2006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提出，AMC最终要发展成为“以不良资产处置为主业具有投资银行功能和资产经营管理功能的综合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在寻瑕写过的《请回答，债务危机2004》里，四大AMC的未来之路已暗暗埋下伏笔。

2004年8月，国务院决定由华融托管德隆旗下资产，2004年10月，证监会宣布由信达资产托管辽宁证券和汉唐证券，东方资产托管闽发证券。

此后，华融以德隆托管为契机，成立华融证券，收购华融信托，通过重组明天系浙江金融租赁并更名为华融金融租赁；信达资产借托管辽宁证券和汉唐证券，成立信达证券，东方资产则在收购闽发证券过程中成立东兴证券。

借着2004年券商行业的破产和重构，四大AMC在托管的过程中，开辟出一条金控的大道。

当时的一则插曲是，由三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收购自己托管的券商，可能涉及公允性问题，所以最初的方案是交叉收购，但是影响力最大的信达资产不同意，最终方案是依旧是三家各自收购各自托管的证券类资产。

2009年，四大AMC的十年大限已至，十年前留下的央行再贷款，和四大AMC认购的四大行定向债如何处理，必须要有一个答案。

2009年10月，信达率先获批转型，8个月后，国务院通过了信达的转型方案，大笔一挥，十年旧账一笔勾销。

央行核销了1999年的政策性再贷款；信达向建行定向发行的2470亿专项债，则由信达和财政部成立的共管基金偿还。

十年间，国民经济在陡峭的增速曲线中发展，2010年，中国这艘经济巨轮的GDP已经高达40万亿，财政收入也高达8万亿，8600亿的专项债，和5700亿的再贷款，不再是不可承受之重。

最终解决了四大行万亿不良资产的，并不是四大AMC，而是，时间。

#04

赖小民：改变AMC命运的男人

赖小民，属虎。在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多次游说下，2009年，46岁的他从炙手可热的银监会办公厅主任一职，就任中国华融总裁。

在赖小民之前和之后的银监会办公厅主任均官至副部，而四大AMC自从第一任总裁之后，实际级别已经难以界定。

激进，扩张、追求短期业绩，是赖小民“往上走”的主要目标和努力方向。

自赖小民任上被抓之后，这一1949年以来金融系统最大的贪腐案件，已披露出诸多惊人细节，比如家中的上亿现金，企业请托财政部副部长才得以一见的“排面”，与诸多女星传出的情色纠葛，以及远在香江的一对孪生幼子，不一而足。

在赖小民上任之初，四大AMC走的是财政部划定的金控路线。

但对于赖小民而言，金控模式的赚钱能力太有限了，更加无法求得仕途上的“进步”。

2009年，跟随赖小民，周伙荣入职中国华融广东分公司，周伙荣到广州分公司的第一年，号称实现商业化收入5600万，解决了广东分公司连续亏损的问题。

商业化收入的核心，是“收购重组类业务”。实则是在房地产调控转向收紧之际，通过收购不良资产的方式，向房企高息放款。

2015年，银监会发布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管理办法》，非金债业务，全面打开了AMC化身影子银行的通路。